蒋红丹

摘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很多制度性做法联系群众，极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总结抗战时期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性经验，对新时期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  群众  制度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制胜法宝。抗战时期，正是依靠在联系群众方面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中国共产党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认真考察抗战时期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做法，总结其制度性经验，对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下如何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在基层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借鉴。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使中国先后失去了大批领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当时社会形势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他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如果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2]因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根据地广泛联系各阶层民众，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不仅壮大了人民军队，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而且在根据地铸就了血肉般的党群关系，使我党逐步成长为担当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责任者，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创造了多个军事史上的人间奇迹。

我们党在波澜壮阔的抗战进程中，始终把密切党群关系放在重要的位置，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做法。

抗战的背景下，党为赢得民众的拥护，首要的就是要解决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因此在满足不同阶层群众的物质需求上做了一些制度性安排。对地主阶级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对对广大农民实行废除苛捐杂税又在一定程度上交租交息的政策，受到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的一致欢迎，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地主的财权和人权也得到一定程度保障；对工人实行改善待遇、保护权利、调整劳资关系的措施，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也兼顾了雇主、资本家的利益；对工商界实行积极扶持的做法，鼓励工商业人士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同时为保证群众生产生活和军需，各地党委相继恢复了煤窑、纸厂、酒坊等产业，同时建起服装厂、枪支手榴弹厂等一些军需工业，为抗战经济发展添了一股新的活动。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党在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的举措，这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极大促进了根据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人民群众在物质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也使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提高，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印象。

抗战时期党在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方面也有一些制度性做法。在宣传内容上有制度性设计，包括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日军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以及民众的先进事迹等，通过全面的宣传内容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在宣传形式上也注重制度化设计，有口头宣传、传单布告、报纸书册、戏剧电影等多种形式，灵活多样贴近群众生产生活。在宣传教育的组织化团体化方面也有制度性安排，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如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深入到工厂、学校、矿山等地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出版进步书刊、举办读书会、演出进步戏剧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在党员干部的执行上更是严格按照制度化标准，边区政府规定党员干部必须严格执行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定期召开军民联欢会，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这项制度性举措对密切党群关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制度性的抗日宣传教育，使共产党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抗战胜利赢得了坚定的民众心理共识。

抗战时期也是我党为民众争取民主的重要时期，抗日与民主相辅相成，民主是抗日的重要保证，抗日能有效促进民主的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群众民主权利的保障，在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方面做了一定的制度性探索。典型的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中共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坚分子在政权组成中各占三分之一，这项政策有力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边区政府规定全体人民不分性别、年龄、民族都有权利进行选举、罢免和复决，由于一些农民不识字，党组织为保证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还创造了很多简单可行的方法，如“掷豆子”、“画圈”等[4]。这项规定给予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饱受欺压的贫苦民众极大的政治积极性，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行使起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普通民众参与政权建设的先河。群众的积极参政就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成功，也是其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极大体现。

抗战时期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制度性做法尽管还没有达到科学现代的制度化程度，但那个时期却是党群关系最好的一个阶段。新时期，党群关系复杂多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主旋律下，抗战时期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性经验，无疑对今天密切党群关系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真正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强大政治合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新时期，面对社会转型加速、利益结构调整加快的社会现实，为避免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过大，党应该在满足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诉求上有制度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民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更应该多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积极构建满足群众利益需求的多层次开放平台。对于国家社会管理者和高收入群体，坚决遏制腐败，在职务升迁、选拔任用、规范税收方面做出合理制度性安排；对于中产阶层，合理规范利益、调整利益结构；对于产业工人和农民以及其他弱势群体阶层，应加大扶持力度，倾注更多政策性关怀，建立更加公平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等，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这样才能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调动起各阶层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抗战时期党创造的“三三制”，使广大群众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极大激发民众热情。其民主选举，尽管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人民群众参政积极性是高涨的，渠道是畅通的，也收到了诸多实效。新时期，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医疗、住房、拆迁、就业等基本民生方面的问题，我们党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应该在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上做出制度性改进。完善信访接待点制度，定期接待来访群众，防止各种为难群众、阻挠群众反映问题的现象出现；完善市民服务热线办理制度，设立群众问题反映投诉箱、公开举报电话、加大人民群众监督力度，真正给群众提供能反映困难的场所，而不是形式上的表面安排；完善干部联系基层制度，定期到困难群众家中走访，询问生产生活状况，防止不法分子侵吞、私占国家拨付给困难群众的各项救助资金；完善定期督查制度，定期对解决群众问题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考核不合格、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的部分党员干部予以严肃处罚。只有真正做到胸有人民，人民才能把党放在心上，才能把我们的领导干部放在心上。

抗战时期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是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广泛和持久，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得益于我党非常注重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根据地党组织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一定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以获得民众支持。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吸收国民党对待人民群众态度的一些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来增强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进而扩大党的影响力。新时期党群关系复杂多变，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的要求日益严格，党的群众工作要取得突出实效，必须在改进工作方法上做出制度性突破，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比如微笑上岗制度、抓典型促先进制度、广泛调查研究制度等，使服务群众内容贴近民众的生产社会实际，服务方式群众喜闻乐见而又通俗易懂，建立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3.381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278-279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751

作者简介

蒋红丹，女(1983-)，汉，辽宁营口人，汉族，讲师，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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